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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之父
2013-05-13 10:29:23   来源:余姚人   评论:0 点击:

自秦始皇入主中原开始,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逐步东移无疑使西部的发展减缓了发展的步...
——试论张邦彦先生简牍书风的先行价值
 
  自秦始皇入主中原开始,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逐步东移无疑使西部的发展减缓了发展的步伐。镶嵌在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敦煌,以一种原始意味的艺术魅力留住了中外艺术者关注的目光。敦煌,早已成为中国西部文化的典型象征;以她为轴心散布的中国远古先民所创造的充满深度文化内涵的洞窟文化、古遗址、地下物文又在二十世纪重放出灼人的光芒。笔者在这里介绍给大家的是为西部文化、文物工作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书法家张邦彦先生。
 
一、张邦彦先生生平与交游
 
  张邦彦(公元1914年——1988年),字粲卿、石帆。甘肃天水人。张邦彦生于天水北城门张氏家族。张氏家族是古秦州向以琴书传家的名门大家。家族学人功名层出,书艺代有传人。据今流传作品可览的,自清代同治年至今五世相继,享誉百年。以先祖遗风及家庭熏染,特别是其祖父鸣珂翁的启蒙与教导,加之张邦彦的智敏勤奋,奠定了他博学广识且深厚的书法基础。
  张邦彦先生自6岁开始在祖父和父亲的启蒙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论语》等。10岁即以颜真卿《多宝塔》为临本,染指书法。由于受长辈的口授心传,他在13岁左右就涉猎了家藏丰富的北碑南帖,至入学时已初具书法功底,15岁时,考入省立三中,因是年甘肃遭遇旱灾,家庭无力供给上学,加之河湟乱起,土匪军伐马廷贤攻陷天水,学校停办,促尔辍学。他为了谋生,便混迹于报社及县政府诸类能发挥书写所长之单位,从事缮写、印制、函件等工作。
  1946年抗战胜利,张邦彦调省政府,专为省级大吏缮写函件和应酬文字。1946年6月,于右任先生赴新疆途经兰州,见先生所书文字后大加赞赏,并在书法技巧、丰神及艺术观念上予以教导,其后,先生书艺遂大进。
1958年,在当时“左”路线下,张邦彦先生被错误作出退职处理,列为管制对象,监督改造持续十年之久。文化大革命中又进一步遭受冲击和迫害,被错误地定成“十种人”遣返农村劳动;此后,先生身体和生活上受到很大的折磨和压抑,亲属也受到牵连;粉碎“四人帮”后,直到1984年8月,经党和政府复查审核,对张邦彦先生长达二十六年的冤错案才进行了彻底平反,恢复了公职和工作,使他在人生时日不多的时间里,重新开始了对中断多年的书法艺术的重温与探求。
  张邦彦先生身前为甘肃省政协委员,民革成员,甘肃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兰州解放后即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西北军区招待所、甘肃省图书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省博物馆等单位工作,为甘肃乃至西北文博事业和书法艺术的振兴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曾获文化部颁发的“文博工作三十年”这一殊荣。
  张邦彦先生除潜心于金石、小学、书法之外,又在作为体现中国传统文人心性的诗文及民间艺术上不断追寻,从不同向度塑造出自己的人生品格和艺术作品风格。由于历史及编者眼光所限甚或其它原因,先生书作中好多精品未能收入1999年由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张邦彦书法集》,大多精品书作流通于陇右和兰垣藏家之手或市场,为此,要全面并确切地认识并评价先生的艺术价值的确存有一定的困难。好在张邦彦先生的书法完全来自民间艺术,让他自己的作品回到民间去,也许更是先生身处九泉之下最大的愿望和对他最大的慰藉。
 
二、知性体验:张邦彦的临简成就及其它
 
  张邦彦先生于文学、历史修养博深,且对我国古文字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1959年武威发现轰动国内外的《仪礼》、《王杖诏书》等汉简,他曾积极参加了这批简牍的释文、编次、临摹、校勘等项研究整理与出版工作;并偕同陈梦家(考古专家,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何乐夫(考古专家,甘肃省博物馆馆长)、冯国瑞(石窟研究专家,学者,梁启超得意弟子)诸先生工作4年,临写简牍五百多枚。由于受汉简书风的影响,张邦彦先生的书法风格因此大变,加之他的勤奋与刻苦,在前无古人的艺术领域,入而能出,独辟一途;这正如石涛上人所说:“古者识之具也,化者识其具而弗为也。具古以化。未见夫人也。尝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识拘之也。识拘于似则不广,故君子惟借古以开今也。”先生书法融碑帖与汉简于一炉,首开中国汉简书法风气,要说独步书坛也不为过。1964年,张邦彦先生应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历史博物馆之邀,临摹《武威汉简》一千多枚,至今作为藏品。先生临制的多批汉简,笔墨高古,神彩俱臻,功底深厚,至今无出其右。尤其先生所临《武威汉简》,被公认为我国古简临本中水平最高的作品。
  1979年,张邦彦先生在参加甘肃省图书馆古籍及特藏书整理工作中,他首次破释了草书《敦煌闲话》手抄古本卷书等重要史料。1980年,他又以高龄病体应邀参加了中国历史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居延汉简》整理、临摹和研究工作。他所参与的简牍释文、校勘等重要工作具有国内第一流专业水平。1981年,先生临摹《甘谷汉简》并订正和修改了原来误释的文字,还作了补释《武威医简》中缺字和疑难辨认的文字。1986年,天水市北道区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秦竹简数百枚,先生应邀进行了整理、校释工作。尤其先生在破释古简草书文字上,独步超群,具有过人才识和真知灼见,解决了许多国内外学术界存在的疑难课题,成为全国简牍文字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骨干。
  随着先生日益显赫的声誉,加之甘肃外事活动频繁,他独成一体且深具文化含量的简牍书作成为甘肃与友好邻国交往中的高贵礼品,在当时的国际交往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如省政协出访时将其书作赠给罗马尼亚;他还为温哥华国际佛教观音寺题写“智慧万千法流乐土,金身丈六果证西方”及“观大千世界,入不二法门”等楹联。1980年,日本书道团来兰州,张邦彦先生亲自参加了交流活动并应邀为来团现场作书表演,赠书留念,该团成员对其深邃蕴厚的书法功底及学术品位评价极高。其后,他的书作多次在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展出。先生生前曾为后学说到:“曾有人提出到日本去学中国书法,我觉得很可笑,日本文化是学中国的,为什么中国人要到日本去学书法呢?”
  张邦彦生前曾参加了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1984年,先生应文化部和甘肃省人民政府之邀,为全国四大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书写了《麦积山石窟维修记》碑并篆碑额,此碑嵌于麦积山一号窟和东门之间石壁上。至今兰州火车站“兰州站”和“进站口”、“出站口”都是他的书作。先生多次为省内外出刊的书法、绘画专辑题名,如香港《文汇报》副刊“中国书画”,湖南出版的《当代楹联墨迹选》等等;为各省、市等文博单位恭贺的书法作品,均被列为当地馆藏。他曾应邀为故宫博物院成立六十周年所书大字“国宝荟萃,文物大观”,受到全国书家的一致好评。
张邦彦先生非常热爱家乡,关心故土天水的建设和发展,多年来,他将自己创作的灯谜作品亲手书写送上元展猜,并为家乡名胜古迹题了许多楹联、匾额、诗文、碑记,除刻用的,大多被人珍藏。他曾为河南郾城县许慎纪念馆撰联并书:南阁祭酒五经无双,功侔仓圣文明大昌。题白石弟子韩不言画集诗曰:“燕赵自古多奇才,坎坷缠身费疑猜。衣钵白石传心法,笔墨朱耷信手来。宣和余韵翻新谱,桃李成蹊改旧栽。所看晚景逢盛世,毋庸再烦漂母哀。”他的诗文,时时流露出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书法的热爱与恋情:“诗肠苦搜终乏味,书腕辛勤信难工。”他的简牍书法与诗文一样,纯然是质朴的,敦厚的,但又秉持着羲皇故里所赋予的一种灵气。
  张邦彦先生去世后,省文化厅和省博物馆于1992年元月在省博物馆隆重举办了《张邦彦先生遗作展》,初世宾馆长所撰序文中称:“五十年代末,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简牍本经典,先生潜心攻研勾勒,融会其精髓而超然升华,首倡汉简书法,自成一家,独步书坛。”“而破释奇字异体,砭难决疑,有起死回生之力,简牍界誉为佳话,然鲜为人知,亦从不仗以急功徼利。”同年8月,天水市举办了先生“遗展”的续展,深深纪念这位为甘肃文化艺术事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名宿。
 
三、张邦彦书法艺术比较研究
 
  张邦彦先生在书法上的历练,甚至耄老自成,却一直不求闻达,终于在简牍书法艺术上为中国书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张邦彦先生一生运蹇,饱受世运之变,加之他博学多识,因而其书风定格甚早;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尽管其书法陈述方式也杂,但简牍体已见端倪,至五六十年代,他的书体可说风格独具,然他久居信息甚为闭塞的西北一隅,并不为世所知。也正是在这长期从事简牍考古的工作和实践中,以他聪颖的天资和对艺术的深层悟化,在承继古代简牍字体的同时,开拓并弘扬了这一艺术领域,成为真正开启二十世纪中国书坛简牍书风的第一人。
  张邦彦先生书法初宗魏碑,继习章草,后又取法汉简,故颇得金石气息。代表他书风成熟的简牍作品,更是遒劲多姿,韵味天然,蕴藏了高古豪健的雄浑气象。他的作品继承传统而不拘泥古法,独创新意而无矫揉造作,在偏僻的西北一隅独自营构着属于自己的书法话语体系;甚至,他在“处江湖之远”的历史环境误差中,被动于时序化进程,却不为世人所知,不断丰富并延展着中国书法史的图式结构。
  随着先生在破识古简牍文本上日益显赫的声誉,加之甘肃外事活动频繁,他独成一体且深具文化含量的简牍书作成为甘肃与友好邻国交往中的高贵礼品,在国际交往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张邦彦先生书作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远播罗马尼亚、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国。在对中国书法独一无二的体认上,张邦彦先生曾说过:“曾有人提出到日本去学中国书法,我觉得很可笑,日本文化是学中国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到日本去学书法呢?”
  临摹古简,可以说是先生的本职工作。“而西北汉简的发现,使仅知汉隶的书坛大为震惊,活泼自由的结体,明显的用笔痕迹,更加多样的风格,启发了民国的书家,隶书风格为之一变,同时也影响了草书和章草的重新振兴。如果说考古学能改变历史的话,那么它对书法的启示、观念的改变,其作用则更为明显。”(周俊杰语)在书家风格独立过程或风格变异中,亦如绘画风格之形成上,临摹是必经阶段。值得思考的是,人们临一本帖甚或描摹绘画范本《芥子园画传》等等,各人的理解不同,方式不同,其最终获取的格调也不同,这就是因各人个性、学识以及侧重点或目的不同而获相异之结果。尽管,自中国简牍字迹出土以来书写者代不乏人,形似者甚多,但艺术机趣独具者至今无出张邦彦先生。金、甲、篆、隶、章草、简牍、砖铭等等在中国的发现,完全是以汉字(实用概念)形式出现的,而非艺术(观念状态),要汲取这些前书法营养,必须要抛开固有文本,进行再拆解,再创造,赋予更为深广的艺术认知与“陌生化”创变精神,这样,作者所获得的艺术图式既与历史传统与关,却又属于“我”法。张邦彦先生在简牍字迹上的发潜与成功,的确就是这种理念互化的确证。
  张邦彦书法首先对汉简中过分夸张的撇、竖笔划进行了收缩处理,使其含蓄而不失高古与厚重;同时,他解构了简牍字迹隶意甚浓的扁平结构,进行适度拉长,在上下文本的贯气上极尽立轴类作品书写时的抒情意味。行笔辅以北碑及章草笔致,避免了汉简线条油滑的轻浮感,且在线条的粗细变化上强化了对比,在字节的律动中生发出勃勃生机。
  如果王世镗作为近代章草的开山书家,那么张邦彦又以迟来之笔成为中国简牍书风的先行者更是毫无疑义!作为开山书家,其体势风格尽管还未臻化境,但在书史上的贡献功莫大矣。梅墨生先生曾言,沈曾植是“深刻影响20世纪章草书法变革发展的人物。”“王世镗与郑诵先都没有逾越过沈曾植这块巨石”。事实上,沈曾植发展章草的理想在他晚年早已成为吊诡——他在章草极为有限的语义空间试图以侧锋作为变式,其结果恰恰成为发展章草最终失败的注脚。因为,章草作为艺术之书法,必以中锋为主体用笔达其浑厚,一旦频繁引以侧锋,就业已游离章草特点(特长)之外,或是其它什么东西。当代王蘧常为何在章草上成为大器而沈曾植在当下的影响日益暗淡(沈氏其时影响更大),结论理应如此。试想,如果把沈曾植晚年属于创新与突破的侧锋夸张之作置于其成名年代,他未必就能在二十世纪的书坛留下一流的大名!
  张邦彦与近现代承传传统书家相同的是:他保留了作为传统临摹范本的影子,亦即传统功夫,这如同他自己所表白的:“学习书法还是要学习传统的,尤其中国数千年来积累的书法艺术是学习的基础。自晋唐以来,出现了很多书法大师,他们的书法艺术留给后世的经典之作很多。学习书法要一步一步来,不要梦想一夜成为书法家。”同时,他又以不循规蹈矩的创变完全远离同代书家甚或前贤而独往于简牍书体之创作,作为临摹是被动的,作为理性的抉择又是主动的,这也就是先生书法风格独标的真正所在。
  在笔者的理解中,如果王世镗作为近代章草纯粹的承继传统者,虽然他的创造性不是太明显,书风个性化也不是太强,那么,张邦彦书风及艺术个性化所为完全处在与王世镗、郑诵先同一位置,并在原创性上当仁不让地处在了另一个高度。我们把他仨人作品置于一起,如不熟知他们所处之时代,必然会错认为同期书家。张邦彦的埋没的确给治近现代书法史的作者留下了些许的遗憾:
 
  “有趣得很,汉简中大量墨迹的出现,并没有很快使书坛为之倾倒。……直到当代书坛,我们才开始看到对汉简书风的追求热情。除此之外,第一批汉简是1899年由瑞典人斯文赫定于敦煌发掘而得,这使它离习惯上的中国文化层距离较远,要进入书法创作也更为不易。此后在1930年由西北文化考察团所得的居延汉简一万多枚,虽没有这种隔阂,但却逢着中日之间即将发生战事,书法想要有所发展也不复可能。诸如此类的困境,使汉简书法要进入现代书家笔下变得十分不易。”——陈振濂主编《近现代书法史》26页,天津古籍,1998年10月。
 
  从这种意义上,张邦彦书法无疑以开启简牍书风的先行价值和难得的时代优势,回应时空落差并行于沈曾植、王世镗、郑诵先诸先贤的艺术价值体现上。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评价沈曾植“他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这评价的确玄乎。沈曾植书法尽管碑帖兼收,网纳巨多,但却是半生不熟,由侧锋作顺势拖笔且有意拉长文字结体,以致使书法造线油滑,失去章草书风优长的高古与厚重,应该继承的他却丢掉了、抛弃了,最终误入歧途。沈曾植书法尚“奇诡”这是事实,但他书作以“奇诡”做作,不自然,他的书作无如王世镗高古,无如郑诵先浑厚;他的高足王蘧常却没有蹈此覆辙,以古奥的字法,生涩的笔致,率意为之,反而高迈其师,翘楚二十世纪书坛,成为在章草领域超越古人的大师(自王蘧常出,章草才有艺术意味)。相应地,张邦彦书作比沈曾植早年书法更活脱,更有自己的语言见地。他生前曾言:“由平正到险绝,由险绝再归平正,这是书法的必由之路。”“书法能写出书卷气,这种字才越看越好。”相应地,张邦彦书作在笔法及自我主体意识上既能在书法的规定性之内守其法则,又有极具书法创变特质的自我营构,从这一点上来讲,他的书法创变在二十世纪书坛是非常杰出的。无论在笔墨的阐释还是在技术经验上,张邦彦先生足以与王世镗相偕伉。他比王世镗轻松,比郑诵先峻历,但不若两家之沉潜,如在他晚年的一些作品中还存在着结字及用笔的随意化痕迹,当然,这也就是简牍书法本身存在的难度问题。也因如此,简牍书法尽管作为中国书法风格中的一个标本,一种类型,它与甲骨、篆、隶、章草、正书一样,因其本身固有之限制,只能在结字及运线重造上千锤百炼,而不能在创作空间更大的章法上做更深层的理性阐释,因而,简牍书与行草及狂草相比缺少了更大的阐释密度和语义弹性。如果,我们在艺术上非要把一种语言结构比较简单的图式变得复杂起来,那么,只能使这种风格图像在接受者审美目光中处于更失“意”的位置。笔者的理解是,在艺术风格固有的规定性之内,如阐释理路不允许我们去那样破坏,倒不如做得平和一些为好,这也就是王铎、黄道周、沈曾植、钱君匋等等书家失败的最重要原因。
  张邦彦先生一生对北碑、章草、篆隶均有涉猎,虽稳健持重,功力不凡,但真正能体现其书学价值的确属简牍书风,展卷品读,一派生机,其书愈至晚年愈显出超凡脱俗的机趣与悠游心态。他对从文字到书法的艺术构想与创作,完全是从知性体验到感性阐释的双向互化,从他书迹中所释放的形体选择与游艺方法,就足以说明,他对书法的诠释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先生毕生所从事的文化艺术事业是光辉的,璀灿的,他的生命格式却是悲剧式的:“腥雨十年处处同,传杯谈虎各心惊。”但由他艺术精神所勃发出的生命意味又是生生不息的:“白发将军犹矍铄,豪情不让少年时。”“筹边壮志未肯休,班生原不愿封侯。早生玉门同伫望,莫与天山共白头。”  
  在当下世人多以吹泡沫而陶陶然之际,笔者捡漏而撰此拙文,以纪念为中国简牍书法艺术而殉道的张邦彦先生,从这层意义上来讲,认识先生是很有必要的。                                                                                         
 
 
2003年第2期《中国书法》。刊发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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